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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雨西递

发布时间:2020-06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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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西递的那两天,天一直阴阴地下着雨。每次来,都要在西递的老街上走上一走,这次也不例外。由于秋雨连绵,西递就如同雾中的版画似的,也如一个淋湿的旧梦:阴冷、湿润、隔膜。漂亮的是西递街道的那些石板路,因为水冲走了灰尘,它们显得前所未有的干净,如黛玉一般晶莹。


尽管天气极差,西递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,很多游人和我一样,打着伞,跟在导游后面,一家老房子一家老房子地参观。因为雨下得大,视线不免有点模糊,很多地方看不真切,连态度也很难保持庄严安祥,在这样的天气中哪能细细地聆听导游的解说词呢,只是匆忙地跟在队伍的后面,一边有意无意地听,一边问询着房东们的真古董仿古董假字画,或者独自想着心思。也许,进入历史的方式就应该这样随意吧,历史就是阴雨,就是幽暗,就是真假难辨的古董,就是雨中的黟石——它的本质是那样捉摸不定。 


西递的诞生竟然有着一个类似的“赵氏孤儿”的故事。 


据胡氏宗谱记载,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。公元904年,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,仓皇离开长安。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,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。李晔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,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,设法藏匿民间。当时,歙州婺源人胡三正在陕州做官,为了替朝廷分忧,胡三便丢弃官职,接纳下太子,悄悄潜回家乡婺源。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,朱温篡位,自立梁朝,李晔一家全部被杀,唯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。而在婺源,胡三将太子改姓胡,取名为昌翼,昌是吉祥平安,翼为翅膀,就是平安地飞离虎口。 


再后来,胡昌翼长大成人了。按照传奇的延续,似乎下半部分就是李氏孤儿知晓家世,然后报仇雪恨什么的。但什么也没发生,故事便戛然而止。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,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,但能力远远不及,所以选择了放弃;二是因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,懂得了高处不胜寒,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,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,在平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。这样一直到胡昌翼5世孙的时候,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。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世祖,但胡家对祖宗并没有忘怀,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帝王子孙,并在祠堂里供奉着李世民像。现在,在西递的追慕堂里,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。 


跟中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,西递就这样诞生了,它有了自己的历史,也平平淡淡地进行着自己的历史,像一首毫无特色的弦乐曲,缓慢地,平白地演奏下去。 一直到明朝开始,西递的历史才放出光华,从15世纪中叶,一直到19世纪中叶,西递的发展可以说是跃上一个高峰。 


鼎盛时期的西递据说有一万人,这比现在的西递人口还要多上3倍。可以想象的是,当时那么多的胡姓人聚集在这块地方,情景肯定相当繁荣。这当中的原因当然是徽商的兴起。由于生存压力巨大,西递人开始离家出门,在外地经营着自己的产业,西递商人主要以经营钱庄和商铺为主。在外赚了钱之后,便光宗耀祖,回家买田置业。西递,在大笔资金进入之后,当然会变得不同凡响。 


这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胡贯三,他是胡姓第24世祖,清朝道光年间人。据说,胡贯三曾经经营有36家典当行和20余家钱庄,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大商铺,资产折白银500余万两,居于江南巨富第六位。 


不仅如此,在胡贯三身上,还体现了徽商一个重大特点,那就是官与商的紧密相联。现在,西递村口的那座“走马楼”就是与胡贯三有关。当年胡贯三与朝中宰相、同为徽州人的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。有一年曹振镛从歙县来西递走亲戚,出于面子的需要,胡贯三调动了很多物力财力,大兴土木。仅在村口,就修建了壮观的“走马楼”和“迪吉堂”。当曹振镛应邀登上走马楼,凭栏眺望远山近水时,胡贯三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满足。不仅如此,胡贯三还捐出巨资,在曹振镛的家乡歙县,建造了横跨练江的大石桥。官与商就在这种亲情结合之间达成了默契和互助,徽商就是在这种勾结中,畸形地发展,然后,又畸形的毁灭。当然,胡贯三之所以大兴土木,除了炫耀个人财富之外,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,那就是自卑——在那个时代,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。 


现在,走在西递的街道上,几乎家家在向游人介绍荣光的同时,也积极地兜售着真假文物,还有一些职业文物贩子不停地纠缠着游人。因为没有祖先那样挥霍的资本,所以也就没有祖先那么从容不迫沉着大气了。一座村庄,一个家族,一段荣光,一团伤疤,就是在这样的缠缠绕绕中,变得晦涩而暗淡;昔日的光华悄然远去,成为一个模糊的背影,让后人费思量,却难忘。 


相比于宏村,西递显得更加精致。我们在西递的巷道上走着,处处干净清秀,很见章法。从表面上看,西递似乎是素朴和安静的,但这种素朴和安静却是内敛和压抑的结果,在骨子里,满是精巧的心思和算计。 


西递民宅的对联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精细思量的集中体现。比如说履福堂的几幅对联:“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,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”、“忍片刻风平浪静,退一步海阔天空”,从表面上看,这对联似乎显示了宽厚和平和、清静忍让的生活态度,但进一步推断的是,主人显然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着过度的思考。 


另外一些对联,更可以看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了。比如:“能吃苦方为志士,肯吃亏不是痴人”、“快乐每从辛苦得,便宜多自吃亏来”、“事临头三思为妙,怒上心一忍最高”、“忍一时之气,免百日之忧”、“君子不忧还不屈,丈夫能屈也能伸”、“知事少时烦恼少,识人多处是非多”、“惜衣惜食惜财兼惜福,求名求利求已胜求人”等…… 


这些对联,当然是徽州人感悟生活最好的心得,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之后,西递人自然对于人生有着自己的心得和感受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这些对联中隐藏着极强的犬儒成分,对世故极为精通,同时也防人如盗。虽然这种理解是一个整体,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盘算,那种防备,那种彼此关起门来的竞争和算计,却昭然若揭。 


也许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来说,这样不讲原则的坚韧和隐忍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法。但这样的方法我还是觉得太具有功利色彩了,站在私利的立场上,没有把对人的要求放到更高的层次上。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化,而只是一种狭隘的方法论教育,是一种极坚固的庸俗社会学。西递人,站在他们的角度上,正好把这样的世故和庸俗发挥到了极致。 


当然,这种实用犬儒是极为有效的,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但这种存在的确有着很多缺憾。对照着西递人的处事哲学,我们似乎可以看出,中国文化过于关注人伦日用了,一个民族,一个国家,一个人,如果把精力和智慧都过分地用在人情世故上,那么就会在整体上失落天真活泼、浑朴野趣,就会在大方向上失去创造力,失去坚韧和勇敢,也会失去生命激情和理想情怀。 


于中国文化而言,真正缺少的,是真正的人文主义、宗教精神、慈善情怀所组成的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。中国文化从不缺少圆润和智慧,它所缺少的,就是那种执著的勇敢,还有做事的理性、方法和一意孤行。 而对于西递人本身来说,很明显,他们是认识不到这样的短处的。他们只是在这样的无形压力下变得孱弱,变得敏感、多疑而多虑。他们只能用他们的方法来理解社会,理解世界。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,在没有方向失去信心的情况下,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到一个平静的小港湾安顿下来,一边舔着自己伤口,一边看着远去的孤帆远影,既孤芳自赏,又嗒然若失。 


我在去西递的时候,手边正巧带的是一本马克斯·韦伯论中国宗教的书。在这本书里,韦伯明确地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,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,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。韦伯在分析了中国十八世纪的经济状况时指出,其实当时在中国,完全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,但中国却未能进入到资本主义,这当中有着诸多的原因。例如,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,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,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,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不敢进入自由的竞争,等等。但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的宗教精神,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 


韦伯还说,直接导入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,是因为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出现,那就是基督新教的伦理道德、行为准则。他说,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、赎罪、忏悔理论,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。因此人们的精神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,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不是要依靠教会和仪式,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。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,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、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经济行为,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。这也证明,新教伦理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。应该说,韦伯的这些论述,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,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。 

 西递的对联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揭示了一个现象,那就是,在中国文化当中,长期以来在心理上思想上是与财富相对立不相融的。这表现在财富在所谓文化面前的自卑,经济在人生目标前的软骨,实利在审美情趣中的孱弱和不屑。中国商人在所谓文化面前的总体上自卑以及财富上所缺乏的精神力,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的脱节。而西递,正是这种状态的缩影,在文化、道德、伦理等的挤压面前,西递就像炉中烧就的薄瓷,精致、美丽、脆弱,自鸣得意。

那天晚上,由镇上安排,我们住进了西递的“旷古斋”。这是一家北京人购下的老屋,装饰一新后,交给了两个当地人经营。它的装潢非常考究,既保存了徽州民居的古色古香,又设计了一些非常有情调有创意的布局,比如在一楼的堂前设置了酒吧,细节也是一些与徽州有关联的东西,比如吊灯的灯帽用的是划船的舢板等等;而且还安装了卫生间,生活和居住非常方便。据说,1995年那个北京人购下这所房子的时候,只花了5万元,但他后来花了30万元把古斋装饰一番。现在有人出价80万,他也没卖。 


住在这样古色古香的屋子里,透过雕花的窗棂,风景便如画一样悄然潜入。窗外远处是青色的野山,不远处是黛色的屋顶,更近一点的则是大片翠绿的竹林。这样的情致让人顿生欢喜心。夜色降临后,万籁俱寂,不知怎的,我却对陌生的静谧感到了不踏实。这样的静是可以给人压力的,它让人心虚,似乎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醒过来,都想游走一番。与这样的清醒比起来,平日在城市里的行动更像是在睡眠,最起码,身上的很多器官,或者是毛孔,是在昏昏地沉瞑着。


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,秋雨中的西递似乎也安睡了,但我却一个人在黑夜中睁着眼。对于西递,对于徽州,我有着太多杂乱的碎想,也许趁着寂静,我可以安安静静、好好地想一想西递,想一想徽州的历史。 


一直到走的时候,才听当地人说,从山坡上向下看,西递村是一个完整的船形。他们阐述说,这是风水上面的原因,西递这个地方比较缺水,想以船来招水;再就是,西递的胡姓想的是自己家族有朝一日,能乘风破浪航行于大江大海。也许,这只“燕雀”还是有着“鸿鹄之志”的。但我却有另外一种想法,我想的是,西递人也许是要取“同舟共济”的意思吧。从遥远的中原躲避兵燹而来,生活在这群山环绕的僻远之地,家族子弟在一起,自然在抱团结盟。这个村落起先肯定是不想平庸的,也是有着想法的,但在庸常了很多年后,真的就变得平庸了。平庸是因为什么呢?是缺少出世的情怀,是缺少济世的理想。一个人,一个村落,甚至一个国家,如果没有理想,没有情怀,即使再会算计,再会修身养性,智慧的庸常终有一天会变成真正的平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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